一、为什么国民政府要消灭新四军
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军部所属兵力与国民党皖南部队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 饶漱石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新四军成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共产党员600多人。1942年6月，侵华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撤往闽北建阳，上饶集中营亦向闽北迁移。17日下午，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在武夷山市赤石举行暴动。全队80余人成功地脱狱。
二、“安史之乱”的起因？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是大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拐点。“安”是指安禄山，“史”是指史思明。“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大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结束，前后长达七年之久。当然，这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谁又是这次叛乱事件的幕后推手呢？
提到“安史之乱”的幕后推手，历史上许多人都认为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就把这种观点演绎得炉火纯青，酣畅淋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这次历史事件，无疑是当时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而促成这些矛盾激化的应该是手握朝政军国大权的唐玄宗李隆基。也就是说，唐玄宗才是“安史之乱”的幕后推手。
唐玄宗晚年荒于政事，沉迷女色，以致政事日废；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当国，致使朝政日非；加上安禄山与杨国忠不和，将相争权，国事日益不可为，遂有安史之乱的发生。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有一些人一旦看到江山易主、朝廷更替，就会把一切的罪责都归结于女人的身上，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红颜祸水身为贵妃的杨玉坏也概莫能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古代的皇帝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归皇帝所有，女人也不例外。皇帝若是看上的女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是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天下美色困在深宫里，怕这些女人又和别的男人沾染，于是，建起一座三宫六院的围城、给了一个名分，就把这些女人都关在了其中。也就是说，这些女人都归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要是谁去染指，就是跟“朕”过不去，就是欺君大罪，轻则人头落地，重则满门抄斩，更重的还要诛灭九族。因此，哪个男人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去染指皇帝的后宫嫔妃。
然而，并不是皇帝身边所有的女人都有机会去侍奉皇帝的，有的女人一生连皇帝的面也未曾见过一面，更别说侍奉皇帝一夜了。所以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在寂寞孤独地叹息中红颜老去，一直到老死都在围城里面；也有的按照皇家的例制被安排进尼姑庵，伴随青灯黄卷苦度一生。杨贵妃无疑和这些女人不一样，她是一个“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女人；是一个“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的女人；是一个“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女人；因此致使大唐王朝出现了少有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非常无序局面。于是，杨贵妃比这些女人也就多了一个美名：“红颜祸水”。于是，杨贵妃就成了“安史之乱”罪恶的幕后推手。
其实，说起来杨贵妃不过是一个无心于政事，一心迷醉于享乐与荣华的女人而已。当时她是唐玄宗身边“新承恩泽”的新欢。如果她真是工于心计，一心想祸国殃民的话，她只是挑挑眉梢，抛抛媚眼，唐玄宗就会轻易地让她独宠专房吗？毕竟作为大唐天子的唐玄宗的一举一动无不关乎大唐王朝江山社稷。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不禁喜出望外，曾对宫中人说：“我得到杨贵妃，如获至宝。”俗话说，爱屋及乌。因此，只要是和杨贵妃扯上关系的杨家亲戚，通通升官发财，这主要是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心。但是，杨贵妃却从来没有一次请求唐玄宗安排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杨贵妃有三个姊妹，个个长得貌美如花，在同一天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不仅如此，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她的一个本家哥哥杨钊借助这层关系入宫为官,并有幸得到唐玄宗为其赐名为“国忠”。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正是当时杨氏一门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杨国忠原来只是一个市井之徒，没有什么才能，只因为善于逢迎拍马，因此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在官场上更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竟在奸相李林甫病故后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也正是应了那句俗语，“穷人乍富，挺腰凹肚”，杨国忠在当了宰相之后，由于太过专权霸道，为朝廷结下了很多积怨。唐朝国力日渐衰弱，他也因此为自己和杨贵妃埋下了祸根。当时，唐玄宗对杨贵妃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只要是杨贵妃想要的，唐玄宗就会千方百计、费尽心思去办到办好。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竟派人千山万水地从岭南快马运荔枝来长安。这位大唐天子宠爱杨贵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也成为了大唐帝妃奢华糜烂生活的千古笑柄。
唐玄宗自从杨贵妃进宫后，就整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耽于享乐，不思政事。那时的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而边关重地又放任藩镇将领拥兵自重。朝廷内部空虚，享乐气氛浓厚，于是，安禄山乘机发动兵变，第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唐玄宗不得不带着杨贵妃出京西逃。谁知到了马嵬坡下六军不发，将士们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这可是自大唐开国后的最大的政治危机，唐玄宗想必也无力承担这个罪责。“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难看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牺牲品。而酿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唐玄宗。要平息这场叛乱，将士就要讨个说法，而唐玄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能拿他开刀，自然杨贵妃就成了替罪羔羊。
其实，追求美色并不见得一定就有“祸”在后。但是，作为大唐皇帝的唐玄宗自己没能居安思危，没能把握住朝政和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引发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大祸。本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应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身为一国之主，爱美人先要爱江山，也就是说要美色的前提是要先把他所统治的国家治理好，但是很少有君王能做到这样。而当国家灭亡时，都要把罪过推到自己所宠幸的女人身上，唐玄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这也正是李隆基没有胆量担当治国平天下这一重任的懦弱表现。杨贵妃只是一介柔弱女子，她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若唐玄宗不贪美色，精心治理朝政，又怎么会在晚年离京逃亡，致使开创开元之治的一世英明毁于一旦呢？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只有以死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以致于在安史之乱平息后再也没人敢说唐明皇是好色之徒。然而，历史辗转了千余年，许多人仍旧很难认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把一场叛乱的罪名强加给一个无辜的美丽女子身上，这无疑是一种鸵鸟式的悲哀！
杨贵妃，美丽吗？美丽！“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白居易描写的杨贵妃的美丽。历史上的杨贵妃，她的美丽恐怕没人能够抗拒，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也许就是因为她的美丽令唐玄宗神魂颠倒，荒废朝政；千里运送荔枝，劳民伤财；杨家权倾朝野，祸乱朝纲。于是有人就把罪责推在杨贵妃的身上，并言之凿凿地说，没有杨贵妃，“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
其实，杨贵妃本身就是“安史之乱”的害者。杨贵妃原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寿王妃。身为王妃，无论地位，还是生活，本来也不比成为皇上的妃子差多少，一样的是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偏偏唐玄宗看到了她的美色，竟然不顾廉耻地横刀夺子之妻。如果不是这样，杨玉环也许就会安稳地过着她王妃的生活，既不可能导致“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事情发生，也不可能会有杨氏的外戚势力在朝廷中为所欲为，即便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也与她这位美人毫无关系了。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造成“安史之乱”真正的幕后推手，不是杨贵妃，而是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自己
三、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幕后推手是谁？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也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关于这场事件，研究的也非常多，网上的讨论则集中在河北胡化、华夷之辨，唐代军事制度自身的缺陷，穷兵黩武扩张到极点而超过内部承受力引发内乱，……这些方面来讨论的。而史学界的说法更加广泛，比如气候说，天气转寒，汉族适应力下降，草原民族掠夺性加强，另有人口说，指超过6千万便超过当时社会承受力，等等。我收集了一些意见，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
其实也是看可卿写肃代和海兄的《荒唐陈述》给我启发很大。海兄在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历史就是理解，就是--人/理解/人的表现。因此，他在里面用了一种人性化的方法来解读历史，让人对于穆宗、敬宗这些传统上作为昏君的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中晚唐文官和宦官，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观点或者可以商榷，但角度无疑是新颖而别致的。可卿的唐史随笔系列，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琐碎，或者主观痕迹太强，但我喜欢里面一些人性化的解读。因此对于安史之乱，我也试图从多种角度来出发来组织讨论，来理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冲击。
1、华夷之辨
这个大概是最常见的说法，中唐之后便有此说。近代的河北胡化论似也可归于此类，指唐廷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安置不当，从而引发当地胡化，与中央离心离德，易于被人拉拢对抗反叛朝廷。反对说也有不少，指出挽救唐廷的同样很多是胡人纯臣，而太宗对于蕃将的使用便很成功，等等。如何在对待蕃人蕃将的问题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吴玉贵觉得清朝的政策就很成功，清朝同样使用了很多其他民族作将领，但最高军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满人手里。太宗朝之所以重用蕃将而未引起大问题，原因也在于此，立大功和威望最高，掌握最高军权的始终是二李等汉族重臣。而玄宗朝则是跨过了这个限度，掌握大权的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均为蕃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太宗和玄宗重用的蕃将后，发现太宗重用的往往是出身高贵的少数民族权贵，如铁勒王子契何力，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李思摩，贵族执思失力等等。而玄宗重用的都是寒门穷人，安禄山为出身死囚的杂胡，“多是杂种贱胡”，并引以后面忠于唐廷的象李光弼白孝德这些就是突厥王子西域国王等作为证据。这种说法认为，贵族出身的人物更有荣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们自身的身份，对于其部族有很大影响，一旦忠于唐廷对于安抚境外少数民族往往事半而功倍，比如何力对于铁勒部，阿史那社尔对于突厥部的安抚，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而出身低微的一旦得享高位，不容易取得下面的支持，在那种不服气和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心态下，往往会引起反叛。而他们生长的环境受到的教育质量较差，对于物质往往有更强烈的追求，也更具有少数民族个性厉烈的特点，并比较了一下贞观朝和天宝朝蕃将素质上的区别，这是一种比较新鲜的观点。
2、科举制度
反对华夷之辨的说法，其中一个论据是安史之乱的心腹谋事大多是 *** ，因此有了另一类说法，安史之乱主要是失意士人和军人结合的缘故。众所周知，唐代门阀士族仍占据很大优势，科举制给寒士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但又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人多极为自负，怀才不遇是唐诗中最常见的感慨，急于用世之心很强，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隐士。科举失意则北走河朔，试图以立军功来出人头地。名诗人高适等都可为例。科举失意，对现实不满，与没办法进入中央“入相”的军人结合起来，可谓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因此产生的破坏力极大。宋代因此吸取了教训，重文轻武压抑武将之余，大大扩招取士人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对于落选多次的考生，也有倾向性政策，因此基本上杜绝了这一条乱源。另外，有说科举制的确立但未完善，不仅是安史之乱，也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之一。各军阀依靠帐下幕僚来出谋划策，对抗中央。
3、唐代的开边政策
穷兵黩武开边过度因而引发安史之乱是非常常见的说法，并有唐代军费过重拖干国库之说（当然是网上的说法，正规史家是不会这样说的）。这里我想说一下就是，唐代的军费开支和军队绝没有到拖垮经济财政拮据的程度，相比于之前的汉，之后的宋，唐的军费开支所占的比例都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从开元到天宝，大唐的经济发展程度仍是相当惊人的，国内相当富足，具体数据我整理之后会跟贴贴上来。唐奉行的是“以战养战”的做法，对于占领地区颇有些掠夺当地资源之嫌，对于国内的经济，应该说影响不大的（有观点认为对于唐的经济还有推动作用）。
另外，就是穷兵黩武这一点是怎么造成的，觉得不能说是皇帝一个人，或者某个将领如何如何。当时确实有这种到边庭从军立功的风气。比如说王忠嗣持重安边，但手下将士常常觉得跟着他不打仗没功立升不了官没前途之感，因此王迫不得已也在觉得有把握的时候出去主动打击境外民族，让手下有立功的机会。
而跟边庭军队这些好战分子相反，内地却是文恬武嬉不识兵戈数代人，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兵器怎么用了，安史之乱打来的时候，内地守城的有些士兵甚至听到军号就吓得从墙头上掉下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宝时的大唐，可谓两样都占尽，以边军的久经沙场，训练有术，来攻打内地享乐已惯的承平百姓，自然是一路凯歌了。
4、军事及政治制度
大唐高宗中期之后，府兵逐渐弛废，到了玄宗朝终于彻底废除府兵制，而改用募兵制。要提到的是，均田制是府兵制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它破坏的原因。 *** 放弃府兵制时，均田制还没有破坏到连府兵制都无力支持的程度。唐后期的士兵无论是长期服役还是短期服役，都是由募而来。士兵服役由短期而变为长期乃至终身，军队职业化，并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地方化，形成藩镇。而安史之乱的成因，矛头直指府兵制破坏后形成的节度使之制度。而大唐武功，太宗时最盛，高宗前期地盘最大，这也正是府兵制盛行的时期。因此中唐之后不断有人要求恢复府兵制。
至于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唐代奉行“天下财富，国都不藏”的政策，有认为地方权力过大，便自引发割据，威胁中央，但也要看到，地方上的财政储备也是唐在失去国都的情况下仍能屡屡反击成功的原因，所以靖康一乱，汴梁失守，北宋即覆亡，而安史之乱，长安虽然涂炭，而东南财赋仍在东南，仍可源源不断输往天子行在。而张巡能坚守睢阳三年。若府库无积储，光凭雀鼠人肉和坚贞不屈之志，恐怕也无法应此仓促之变。
以上是有关国家政策制度方面的说法，总的来说，感觉任何制度都有利有弊，如果说开元盛世是唐前期各项政策长处发展到巅峰的结果，天宝狂飙就是各项政策负面效益在人事已失之下的总爆发，调整，但未竟全功，后历经肃代德三代近50年的改革，赋税、经济等方面都变动颇大，影响中国历史垂千年，以至有“中唐变革”之说。
另：关于唐代制度方面的演变，推荐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关于唐代中央与地方，兵役制度的转变都有十分精辟的说明。
“安史之乱”的幕后推手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是大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拐点。
“安”是指安禄山，“史”是指史思明。“安史之乱”是指他们起兵反对大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结束，前后长达七年之久。当然，这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谁又是这次叛乱事件的幕后推手呢？
提到“安史之乱”的幕后推手，历史上许多人都认为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
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笔下的《长恨歌》就把这种观点演绎得炉火纯青，酣畅淋漓：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这次历史事件，无疑是当时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而促成这些矛盾激化的应该是手握朝政军国大权的唐玄宗李隆基。也就是说，唐玄宗才是“安史之乱”的幕后推手。
唐玄宗晚年荒于政事，沉迷女色，以致政事日废；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当国，致使朝政日非；加上安禄山与杨国忠不和，将相争权，国事日益不可为，遂有安史之乱的发生。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有一些人一旦看到江山易主、朝廷更替，就会把一切的罪责都归结于女人的身上，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红颜祸水”身为贵妃的杨玉坏也概莫能外。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古代的皇帝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普天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归皇帝所有，女人也不例外。皇帝若是看上的女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是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天下美色困在深宫里，怕这些女人又和别的男人沾染，于是，建起一座三宫六院的围城、给了一个名分，就把这些女人都关在了其中。也就是说，这些女人都归属于皇帝一个人所有；要是谁去染指，就是跟“朕”过不去，就是欺君大罪，轻则人头落地，重则满门抄斩，更重的还要诛灭九族。因此，哪个男人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去染指皇帝的后宫嫔妃。
然而，并不是皇帝身边所有的女人都有机会去侍奉皇帝的，有的女人一生连皇帝的面也未曾见过一面，更别说侍奉皇帝一夜了。所以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有在寂寞孤独地叹息中红颜老去，一直到老死都在围城里面；也有的按照皇家的例制被安排进尼姑庵，伴随青灯黄卷苦度一生。
杨贵妃无疑和这些女人不一样，她是一个“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女人；是一个“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的女人；是一个“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女人。
因此致使大唐王朝出现了少有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非常无序局面。于是，杨贵妃比这些女人也就多了一个美名：“红颜祸水”。于是，杨贵妃就成了“安史之乱”罪恶的幕后推手。
其实，说起来杨贵妃不过是一个无心于政事，一心迷醉于享乐与荣华的女人而已。当时她是唐玄宗身边“新承恩泽”的新欢。如果她真是工于心计，一心想祸国殃民的话，她只是挑挑眉梢，抛抛媚眼，唐玄宗就会轻易地让她独宠专房吗？
毕竟作为大唐天子的唐玄宗的一举一动无不关乎大唐王朝江山社稷。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不禁喜出望外，曾对宫中人说：“我得到杨贵妃，如获至宝。”俗话说，爱屋及乌。因此，只要是和杨贵妃扯上关系的杨家亲戚，通通升官发财，这主要是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心。但是，杨贵妃却从来没有一次请求唐玄宗安排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杨贵妃有三个姊妹，个个长得貌美如花，在同一天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不仅如此，因为杨贵妃的关系，她的一个本家哥哥杨钊借助这层关系入宫为官,并有幸得到唐玄宗为其赐名为“国忠”。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正是当时杨氏一门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杨国忠原来只是一个市井之徒，没有什么才能，只因为善于逢迎拍马，因此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在官场上更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竟在奸相李林甫病故后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也正是应了那句俗语，“穷人乍富，挺腰凹肚”，杨国忠在当了宰相之后，由于太过专权霸道，为朝廷结下了很多积怨。唐朝国力日渐衰弱，他也因此为自己和杨贵妃埋下了祸根。
当时，唐玄宗对杨贵妃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只要是杨贵妃想要的，唐玄宗就会千方百计、费尽心思去办到办好。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竟派人千山万水地从岭南快马运荔枝来长安。这位大唐天子宠爱杨贵妃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也成为了大唐帝妃奢华糜烂生活的千古笑柄。
唐玄宗自从杨贵妃进宫后，就整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耽于享乐，不思政事。那时的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而边关重地又放任藩镇将领拥兵自重。朝廷内部空虚，享乐气氛浓厚，于是，安禄山乘机发动兵变，第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
唐玄宗不得不带着杨贵妃出京西逃。
谁知到了马嵬坡下六军不发，将士们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这可是自大唐开国后的最大的政治危机，唐玄宗想必也无力承担这个罪责。“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难看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的牺牲品。而酿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唐玄宗。要平息这场叛乱，将士就要讨个说法，而唐玄宗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不能拿他开刀，自然杨贵妃就成了替罪羔羊。
其实，追求美色并不见得一定就有“祸”在后。但是，作为大唐皇帝的唐玄宗自己没能居安思危，没能把握住朝政和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引发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大祸。本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应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身为一国之主，爱美人先要爱江山，也就是说要美色的前提是要先把他所统治的国家治理好，但是很少有君王能做到这样。而当国家灭亡时，都要把罪过推到自己所宠幸的女人身上，唐玄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这也正是李隆基没有胆量担当治国平天下这一重任的懦弱表现。杨贵妃只是一介柔弱女子，她无力反抗自己的命运。若唐玄宗不贪美色，精心治理朝政，又怎么会在晚年离京逃亡，致使开创开元之治的一世英明毁于一旦呢？
安史之乱后，杨贵妃只有以死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以致于在安史之乱平息后再也没人敢说唐明皇是好色之徒。然而，历史辗转了千余年，许多人仍旧很难认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把一场叛乱的罪名强加给一个无辜的美丽女子身上，这无疑是一种鸵鸟式的悲哀！
杨贵妃，美丽吗？美丽！“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是白居易描写的杨贵妃的美丽。历史上的杨贵妃，她的美丽恐怕没人能够抗拒，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也许就是因为她的美丽令唐玄宗神魂颠倒，荒废朝政；千里运送荔枝，劳民伤财；杨家权倾朝野，祸乱朝纲。于是有人就把罪责推在杨贵妃的身上，并言之凿凿地说，没有杨贵妃，“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
其实，杨贵妃本身就是“安史之乱”的害者。杨贵妃原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寿王妃。身为王妃，无论地位，还是生活，本来也不比成为皇上的妃子差多少，一样的是享受荣华富贵。可是偏偏唐玄宗看到了她的美色，竟然不顾廉耻地横刀夺子之妻。如果不是这样，杨玉环也许就会安稳地过着她王妃的生活，既不可能导致“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事情发生，也不可能会有杨氏的外戚势力在朝廷中为所欲为，即便有后来的“安史之乱”，也与她这位美人毫无关系了。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造成“安史之乱”真正的幕后推手，不是杨贵妃，而是宠爱杨贵妃的唐玄宗自己。
